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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聯網時代的“真相”:為什么你知道得很多,智慧卻很少?

        2022-04-13 11:54

        美國著名哲學教授,康涅狄格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林奇的著作《失控的真相:為什么你知道得很多,智慧卻很少》是一本關于互聯網時代因為許多人不會質疑而讓虛假大行其道的書。他關注的首先不是經濟欺詐、身份盜用、不實廣告或兜售假藥這樣的事情,而是虛假信息被人們在不加警覺和驗證的情況下,被輕易當成可靠的知識?;ヂ摼W是一個有用的信息來源,但它只是一個工具,它所提供的不一定是具有真實價值的知識。因此,我們在使用這個工具時需要保持懷疑和警覺。許多人都太容易被近在指尖下的信息所誘惑和迷惑。他們忘記了,或者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才是可靠的知識和如何尋找真相。這種趨向對個人思考能力、公共生活品質和自由民主政治都可能造成長久的危害。

         

         

        信息不等于知識,知識是可以通過人們共同認可的規則來得到驗證的可靠信息。林奇本人是一位哲學教授,但他并不把信息和知識的區別只是當作一個哲學認識論的問題。他是從民主公共生活離不開真實可靠的知識這個角度來討論網絡信息不可靠和不真實的問題的。他要強調的是理性、真實和“思想自主”(人的最基本的自由)這三者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因此,虛假成為對自由的威脅和侵害。當然,其他形式的公共傳媒也存在虛假信息,這并不是一個互聯網時代才有的問題,但互聯網讓這個問題前所未有地暴露出來,變得更復雜,也更不容回避。

         

        互聯網是一種新型的社會傳媒,如林奇所說,它可以幫助人們“在某種程度上獨立尋找真相,而不是由政府或科研機構來主導真相。……不僅能夠讓抗議者們有效地組織起來,而且可以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們的國家發生了什么。如果沒有互聯網,只要政府對傳統媒體進行殘酷的打壓,信息就會喪失擴散的渠道,無法傳播出去”。但是,互聯網也是世界上控制和扭曲真相最強大的工具。誰控制了信息或知識,誰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和利益來加以扭曲,這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但互聯網使得這個問題變得更加突出,“互聯網是一個真相論爭的戰場,血腥而又混亂。因此,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難知道何為真相”。

         

        我們無法防止別人控制和扭曲真相,也無法阻擋他們說謊,但我們自己可以變得更為警覺,更加努力地不上當受騙,或者至少不那么輕易受騙。為此,林奇特別提出了互聯網信息傳播中的回音室效應(echoing chamber)?;匾羰倚傅氖且鈿庀嗤墩呔墼谝黄?,同聲相求,相互反饋,不斷互激,因此使人尤其容易放松警覺,輕易盲從。與回音室效應同時發生的是“信息流瀑”(information cascade)。信息流瀑指的是個人處在一群人當中,有意或無意地接受別人的影響。不管自己有沒有想法,都跟著別人學樣。所學之樣可以是直接模仿,也可以是憑猜測來推斷別人的意思。

         

        這兩種效應都能使不同的意見越來越分化、激烈和極端。同聲相求必然造成“比嗓門”的效果,在一個大家都在嚷嚷的屋子里,人們聽到的是那個嗓門最高的聲音。為了讓自己的聲音被別人聽到,所有的人都會把嗓門越拉越高。在情緒聯網的時代,同一種觀點或情感也一樣會因為“比嗓門”而變得越來越激烈和極端。群體社會里一直就存在著非理性的“比嗓門”的現象,例如,“斗爭會”上比誰最苦大仇深,于是,階級覺悟最高的人強安在“敵對分子”頭上的罪名就變得越來越離譜。

         

        情緒聯網大大加劇了斗爭和爭吵時“比嗓門”的激烈程度,便捷、快速的網絡社交更是大大加劇了它的沖擊范圍和強度。對回音室效應,傳媒研究者之間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它有害,另一種則認為它未必有害,甚至還有好處。林奇所持的基本上是第一種觀點。他在書中多次提到美國著名法學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也是持這種觀點。桑斯坦在《網絡共和國》(Republic)一書中指出,人們在做選擇的時候,趨向于選擇他們覺得熟悉、舒心的事物或信息,并強化與之有關的信念。這種“同質性”趨勢是有害的。他舉例道:“如果你選擇最受白種人歡迎的10 個電視臺節目,然后再選擇10 個最受非裔美國人歡迎的節目,你會發現這些節目之間幾乎沒有重疊之處。實際上,最受非裔美國人歡迎的節目中,排名靠前的7 個在白種人那里卻是最不受歡迎的。”桑斯坦認為,大眾傳媒的回音室效應會損害多元社會中的民主,因為在民主社會里,公民們應該心智開明、尊重事實、理性思考,認真探索不同的視角。因此,他們必須克服“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傾,在回音室之外與不同觀點者交流。

         

        第二種看法認為,回音室未必不利于說理討論,相反,回音室還可能為說理討論提供“適度多樣性”的必要范圍。美國經濟學家馬修·根茨科(Matthew Gentzkow)和格塞·夏皮羅(Jesse Shapiro)在研究中發現,那些極端保守主義網站,如rushlimbaugh.com和glennbeck.com的訪問者比一般上網者更有可能訪問《紐約時報》的網站(偏自由主義)。那些極端自由主義網站,如thinkprogress.org 和moveon.org 的訪問者則比一般上網者更有可能訪問??怂剐侣劊ㄆJ兀?。也就是說,那些觀點堅定者會比一般人更有可能訪問持對立意見的網站。對這樣的網站訪客,雖然“道不同”,但就了解對方的“道”而言,“不相為謀”的情況并沒有發生。

         

        不同觀點的“道”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道”,那就是民主社會的自由言論規范和交往規則。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的言論雖然觀點不同,但都受憲法的保護。觀點不同的網站是平等的,也是共存的,誰也不能消滅誰,誰也不想消滅誰。這是一個不能偏離的原則。有了這個,立場和觀點的“同一”所起的不過是設置討論外圍邊界的作用。奉行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的網站形成了某種言論邊界(因而也形成了一個回音室),只要觀點相似的人們在這些言論邊界之內能夠以自由、理性的方式進行或推進其討論的話題,那么,這個回音室也可以起到有效的和必要的言語情境作用,讓他們在彼此有信任和誠意的基礎上減少芥蒂,討論他們之間的分歧。

         

        多元的民主社會需要避免用暴力去處理不同觀點和立場的對立。這就要求持不同觀點和立場的人們遵守共同的認知規則。因此,林奇強調,“公共空間需要有公共規則。如果我們要共同生活并且共享資源,那么就需要人人遵守道德規則,講求理性。我們在分享信息時同樣如此。要想取得效果,就需要人人遵守認知規則,做到理性反思——愿意以大多數人接受的規則展示和征詢理由”。這種理性類似于阿克頓勛爵(Lord Acton)對歷史學家提出的要求:保持一種基督徒和異教徒皆能認可的公正,提供一個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皆可理解的路德,以輝格黨和托利黨都能接受的語言去描述華盛頓,用法國和德國愛國者都能接受的標準去評判拿破侖。林奇認為,共同認知規則體現了民主社會自由、平等和尊重他人的價值,辨別真偽和是否可靠的規則是公開、平等的,適用于所有的人。他指出,共同認知規則“不是秘密,也不是只有少數人才能掌握。每個人都具備一定的觀察能力和邏輯能力,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運用于社交網絡,并且經過訓練后會有所提升。像洛克這樣擁護科學的人,同時也是人權的擁護者,這并非巧合。推行科學方法的過程帶有一種解放精神,人們不再迷信權威,不再受當權者的思維牽引,而是對事實有著自己的判斷”。遵守共同認知規則就是要講理、說理、以理服人,“要想解決所有社會面臨的信息協調問題,我們就需要交換理由,并以共同的認知規則行事??档略嵝盐覀?,以這種方式定義的理性同樣具有很強的政治和民主價值”。

         

        但是,在互聯網時代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因為存在一個前所未有的障礙:理性的碎片化。對此,林奇提出:“互聯網使我們不那么理性了嗎?”他憂慮的不只是個人理性,更是公共理性的喪失。公共理性和真相一直是林奇關注的問題,他在《理智贊:為什么理性對民主仍然重要》(In Praise of Reason: Why Rationality Matters for Democracy)和《真實地生活:真相為何重要》(True to Life: Why Truth Matters)這兩本書里也討論了在一個理性碎片化的時代,該如何鍥而不舍地堅持理性和真相。他對網絡信息的警示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

         

        公共理性是個人在參與公共事務時運用于商討和決策的說理方式和規范,它要求排除那些雖適用于個人決定,但不適合于公共對話或群體決策的動機或行為??档略凇妒裁词菃⒚伞罚?784 年)一文中就曾對私人理性和公共理性做了區分,羅爾斯后來進一步將這一區分確定為多元民主社會的一項基本原則。公共理性要求,在公共言論和事務辯論中,每個人都不應該自說自話,而是必須提供不同道德和政治背景的人們都能接受的可靠而充分的理由。公共理性是一種特別與公共說理有關的理性。

         

        公共理性的喪失與社會的碎片化是互為因果的。在碎片化的社會里,每個人都是孤獨的個體,處于與他人隔絕和脫離的狀態之中,因而無法與他人進行有關公共事務的交流并采取共同行動。林奇引述哲學家卡爾·波普爾早先表達過的憂慮:現代社會正在變得越來越“抽象”和“去個人化”。波普爾寫道:“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個社會,人與人之間實際上從不打照面,辦事的方式是孤獨隔離的個人用文字信件或電報互相聯系……這樣的虛構社會可以稱為完全抽象或去個人化的社會。”

         

        波普爾的這段話是他在論述民主、法西斯主義和知識的時候說的,他一生捍衛“開放社會”的理念,而且警告世人,開放社會始終存在著一個危險,那就是社會的抽象或者去個人化。這樣的危險當然在不開放的社會中同樣存在,但原因有所不同,因此不能混為一談。林奇認為,互聯網時代的美國社會正在證明波普爾的先見之明。

         

        林奇和波普爾都認為,開放社會是一個以自由為基本價值的社會,人們堅持言論和思想的自由,堅持互相理性地平等對待,在說理中互相批評,推動社會進步。開放社會保護交往和信息的自由,要求媒體多元化和政府權力不要加以干涉或限制。以這樣的標準來看,美國可以稱得上是一個開放社會,而互聯網正是其開放性的一個標志和條件。但是,林奇指出,也正因為有了互聯網,人們可以足不出戶,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只是用敲鍵盤來與他人——經常是從未謀面的陌生朋友——保持聯系。波普爾的預言似乎已經實現,但是,林奇補充道,人與人之間并沒有徹底隔絕。見面說話也好,寫信、發電報、敲鍵盤也罷,無論是博客、微博、微信,人際交往總還是人際交往,現在的問題已經不再是相互隔絕的個體,而是相互隔絕的部落。

         

        人們能夠在互聯網上非常容易地找到“談得來”的朋友,結成“志同道合”的團體,形成一個個隔絕的“部落”。信息傳播的“部落化”會對人們接受信息和知識的方式產生明顯的負面影響,尤其是讓人們在自我限制的范圍內,只選擇與自己相同或對自己有利的信息,以別人的思考代替自己的思考。這使人們無法克服自己的輕信和盲從,從而無法具備民主社會的公民所需要的那種公共理性。

         

        林奇把輕信或不加思考地接受互聯網上的信息視為“思想自主”的缺失。他指出,康德倡導“啟蒙”,正是為了提升人的思想自主能力,康德說,啟蒙意味著你有勇氣去自我思考。這就是康德的口號:“敢于認知”。而且,康德還強調,我們有能力自己思考,作為公民,我們也有義務就事論事地彼此給出理由,“這是因為當我給出理由的時候,我就是把你看成一個思想自由、值得尊重的成年人。因此,即使你真的知道真相,即使你是一位全知的圣人或者像柏拉圖一樣是哲學家,你也不應該在公眾辯論中以此為據。我們應該向對方提供那些訴諸共通人性的理由——人人都能理解的理由”。

         

        當我們接觸互聯網上的信息,或者來自任何其他渠道的信息時,在選擇相信它之前,首先要問自己:“我有相信它的理由嗎?”這需要我們運用理性,林奇指出,這并不是新問題,“我們不能說是互聯網本身消磨了我們的理性,這種說法有些欠妥。更準確的說法是,我們在互聯網的影響下變得不那么理性了?;蛘吒泳_地說,互聯網放大了這些問題,使解決這些問題變得更加緊迫”。因為這個問題正在變得更加緊迫,所以今天美國的學校中更加強調批判性思維教育。這也正在引起中國學校的重視。林奇指出,“批判性思維(包括批判性思維的教學以及網絡和媒體運用批判性思維進行政治論證)非常重要,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思維方式,我們就會分裂開來”。批判性思維不僅關乎個人的認知和思考能力,而且關乎維護公民社會的自由機制和防止社會分裂。林奇借鑒了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的觀點,“如果你珍視自由,真理就會現身”,或者如《約翰福音》中所說,“你們必曉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林奇也同樣借鑒了杜威的觀點,“我們必須讓基礎認識論原則依托于我們的民主價值觀,但這并不是說我們應該把政治放在第一位,讓科學和認識論退居第二。……(而是說,)我們的政治和知識價值是相互交織的。……(我們應該)確保真理和自由的相互關照。……在公民社會中,我們需要相互尊重。

         

        這里的尊重不僅僅指道德尊重,我們還需要(至少在某些時候)把對方視為獨立的思想者——可以自主做出決定并且能夠踐行的人”。早在批判性思維成為今天通行說法之前,就已經有了另一個與它內涵頗為一致的說法,那就是杜威所說的反省性思維(reflective thinking)。杜威在《經驗與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一書中說,反省性思維需要“能動、持續和細致地思考任何信念或被假定的知識形式,洞悉支持它的理由以及它所進一步指向的結論”。具備反省性思維需要經過訓練,也需要一定的耐力,“(一個人)可能還沒有細加思慮便倉促下結論;可能疏忽或縮減了提問和求知的過程;可能因為思想懶惰、反應遲鈍或沒有耐心而一有‘答案’便以為解決了問題。一個人只有在愿意暫時不下結論,不怕麻煩地繼續研究的情況下,才能擁有反省性思維”。

         

        在《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書里,杜威還指出反省性思維在群體交流中的另一層含義:只是思考,但不表達自己的想法,那不是充分的思考行為。我們需要向他人表達自己的想法,這樣才能讓別人充分了解。這時候,思想的力量和缺陷才會顯露出來。為了交流,思想必須有所規范,“規范要求我們以別人的眼光來看待我們自己的想法。……一個孤獨存在的人很難或不能對自己的經驗進行反省,也不可能從中總結出清楚明了的意義”。

         

        這一層意思的反省性思維突出了思想的社會作用和公民行動的意義。反省性的批判思維既是針對互聯網上的虛假信息,也是針對我們的輕信和盲從,以及在是非、真假問題上的沉默和袖手旁觀。作為反省性思維的批判性思考,它的“批判”不是吹毛求疵地挑錯,也不是上綱上線地指責他人,更不是給別人戴帽子。它是一種自覺嚴謹、理性思考和慎思明辨的思考方式,也就是人們平時所說的“理性思考”。理性是一種懷疑精神,包括懷疑理性本身,理性不一定把我們引向真理,但能幫助我們抵制虛假信息、宣傳、洗腦和自我欺騙。

         

        在林奇那里,真實與自由是密不可分的。批判性思維體現的是人的自主性,而欺騙和洗腦則是對個人自主權的侵犯。當我們說一個人具有自主性時,首先指的是他應該具有一個獨立的自我,所以他的行動能夠有所歸屬;其次,他應該具有能夠有意識地根據理性行動的自我,且這個自我的行為能夠解釋其行動的目標。另一種關于自主性的概念則是要求免于外在約束的自由,一個自主的人不是被其他人操縱的人,或是被強迫去做順從或附和其他人意志的人。他有自己的意志,且能夠追求自己所選擇的目標。

         

        美國哲學家杰拉爾德·德沃金(Gerald Dworkin)在《自主性的理論與實踐》(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utonomy)一書中指出,自主性是一個包含多義的觀念:獨立、自決、自我管理、自己做主、自我引導等。林奇是從自主性會被什么侵犯來理解自主性的。他指出,“有兩種方式會侵犯個人的決策自主權。最公然的做法是通過直接強迫(拿槍指著你的頭)或間接控制你的價值觀和信念(例如洗腦)來推翻你的決定。而另外一種侵犯自主權的微妙方式是去削弱你的自主權。比如醫生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就給你開藥,沒有人讓你決定做什么事情,但是你的自主權被剝奪了,原因很明顯:你已經喪失決定權。你無法做出決定,只能接受決定”。林奇對這本書的美國讀者說,“政府在以各種方式削弱我們的自主權,這一點沒有人會否認”,因此,獨立和批判地思考,抵御虛假和欺騙,珍愛和保衛你被欺騙和誤導所侵犯的自主性,也就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更加緊迫。

         
         

         

        信息不等于知識,知識是可以通過人們共同認可的規則來得到驗證的可靠信息。林奇本人是一位哲學教授,但他并不把信息和知識的區別只是當作一個哲學認識論的問題。他是從民主公共生活離不開真實可靠的知識這個角度來討論網絡信息不可靠和不真實的問題的。他要強調的是理性、真實和“思想自主”(人的最基本的自由)這三者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因此,虛假成為對自由的威脅和侵害。當然,其他形式的公共傳媒也存在虛假信息,這并不是一個互聯網時代才有的問題,但互聯網讓這個問題前所未有地暴露出來,變得更復雜,也更不容回避。

         

        互聯網是一種新型的社會傳媒,如林奇所說,它可以幫助人們“在某種程度上獨立尋找真相,而不是由政府或科研機構來主導真相。……不僅能夠讓抗議者們有效地組織起來,而且可以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們的國家發生了什么。如果沒有互聯網,只要政府對傳統媒體進行殘酷的打壓,信息就會喪失擴散的渠道,無法傳播出去”。但是,互聯網也是世界上控制和扭曲真相最強大的工具。誰控制了信息或知識,誰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和利益來加以扭曲,這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但互聯網使得這個問題變得更加突出,“互聯網是一個真相論爭的戰場,血腥而又混亂。因此,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難知道何為真相”。

         

        我們無法防止別人控制和扭曲真相,也無法阻擋他們說謊,但我們自己可以變得更為警覺,更加努力地不上當受騙,或者至少不那么輕易受騙。為此,林奇特別提出了互聯網信息傳播中的回音室效應(echoing chamber)?;匾羰倚傅氖且鈿庀嗤墩呔墼谝黄?,同聲相求,相互反饋,不斷互激,因此使人尤其容易放松警覺,輕易盲從。與回音室效應同時發生的是“信息流瀑”(information cascade)。信息流瀑指的是個人處在一群人當中,有意或無意地接受別人的影響。不管自己有沒有想法,都跟著別人學樣。所學之樣可以是直接模仿,也可以是憑猜測來推斷別人的意思。

         

        這兩種效應都能使不同的意見越來越分化、激烈和極端。同聲相求必然造成“比嗓門”的效果,在一個大家都在嚷嚷的屋子里,人們聽到的是那個嗓門最高的聲音。為了讓自己的聲音被別人聽到,所有的人都會把嗓門越拉越高。在情緒聯網的時代,同一種觀點或情感也一樣會因為“比嗓門”而變得越來越激烈和極端。群體社會里一直就存在著非理性的“比嗓門”的現象,例如,“斗爭會”上比誰最苦大仇深,于是,階級覺悟最高的人強安在“敵對分子”頭上的罪名就變得越來越離譜。

         

        情緒聯網大大加劇了斗爭和爭吵時“比嗓門”的激烈程度,便捷、快速的網絡社交更是大大加劇了它的沖擊范圍和強度。對回音室效應,傳媒研究者之間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它有害,另一種則認為它未必有害,甚至還有好處。林奇所持的基本上是第一種觀點。他在書中多次提到美國著名法學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也是持這種觀點。桑斯坦在《網絡共和國》(Republic)一書中指出,人們在做選擇的時候,趨向于選擇他們覺得熟悉、舒心的事物或信息,并強化與之有關的信念。這種“同質性”趨勢是有害的。他舉例道:“如果你選擇最受白種人歡迎的10 個電視臺節目,然后再選擇10 個最受非裔美國人歡迎的節目,你會發現這些節目之間幾乎沒有重疊之處。實際上,最受非裔美國人歡迎的節目中,排名靠前的7 個在白種人那里卻是最不受歡迎的。”桑斯坦認為,大眾傳媒的回音室效應會損害多元社會中的民主,因為在民主社會里,公民們應該心智開明、尊重事實、理性思考,認真探索不同的視角。因此,他們必須克服“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傾,在回音室之外與不同觀點者交流。

         

        第二種看法認為,回音室未必不利于說理討論,相反,回音室還可能為說理討論提供“適度多樣性”的必要范圍。美國經濟學家馬修·根茨科(Matthew Gentzkow)和格塞·夏皮羅(Jesse Shapiro)在研究中發現,那些極端保守主義網站,如rushlimbaugh.com和glennbeck.com的訪問者比一般上網者更有可能訪問《紐約時報》的網站(偏自由主義)。那些極端自由主義網站,如thinkprogress.org 和moveon.org 的訪問者則比一般上網者更有可能訪問??怂剐侣劊ㄆJ兀?。也就是說,那些觀點堅定者會比一般人更有可能訪問持對立意見的網站。對這樣的網站訪客,雖然“道不同”,但就了解對方的“道”而言,“不相為謀”的情況并沒有發生。

         

        不同觀點的“道”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道”,那就是民主社會的自由言論規范和交往規則。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的言論雖然觀點不同,但都受憲法的保護。觀點不同的網站是平等的,也是共存的,誰也不能消滅誰,誰也不想消滅誰。這是一個不能偏離的原則。有了這個,立場和觀點的“同一”所起的不過是設置討論外圍邊界的作用。奉行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的網站形成了某種言論邊界(因而也形成了一個回音室),只要觀點相似的人們在這些言論邊界之內能夠以自由、理性的方式進行或推進其討論的話題,那么,這個回音室也可以起到有效的和必要的言語情境作用,讓他們在彼此有信任和誠意的基礎上減少芥蒂,討論他們之間的分歧。

         

        多元的民主社會需要避免用暴力去處理不同觀點和立場的對立。這就要求持不同觀點和立場的人們遵守共同的認知規則。因此,林奇強調,“公共空間需要有公共規則。如果我們要共同生活并且共享資源,那么就需要人人遵守道德規則,講求理性。我們在分享信息時同樣如此。要想取得效果,就需要人人遵守認知規則,做到理性反思——愿意以大多數人接受的規則展示和征詢理由”。這種理性類似于阿克頓勛爵(Lord Acton)對歷史學家提出的要求:保持一種基督徒和異教徒皆能認可的公正,提供一個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皆可理解的路德,以輝格黨和托利黨都能接受的語言去描述華盛頓,用法國和德國愛國者都能接受的標準去評判拿破侖。

         

        信息不等于知識,知識是可以通過人們共同認可的規則來得到驗證的可靠信息。林奇本人是一位哲學教授,但他并不把信息和知識的區別只是當作一個哲學認識論的問題。他是從民主公共生活離不開真實可靠的知識這個角度來討論網絡信息不可靠和不真實的問題的。他要強調的是理性、真實和“思想自主”(人的最基本的自由)這三者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因此,虛假成為對自由的威脅和侵害。當然,其他形式的公共傳媒也存在虛假信息,這并不是一個互聯網時代才有的問題,但互聯網讓這個問題前所未有地暴露出來,變得更復雜,也更不容回避。

         

        互聯網是一種新型的社會傳媒,如林奇所說,它可以幫助人們“在某種程度上獨立尋找真相,而不是由政府或科研機構來主導真相。……不僅能夠讓抗議者們有效地組織起來,而且可以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們的國家發生了什么。如果沒有互聯網,只要政府對傳統媒體進行殘酷的打壓,信息就會喪失擴散的渠道,無法傳播出去”。但是,互聯網也是世界上控制和扭曲真相最強大的工具。誰控制了信息或知識,誰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和利益來加以扭曲,這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但互聯網使得這個問題變得更加突出,“互聯網是一個真相論爭的戰場,血腥而又混亂。因此,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難知道何為真相”。

         

        我們無法防止別人控制和扭曲真相,也無法阻擋他們說謊,但我們自己可以變得更為警覺,更加努力地不上當受騙,或者至少不那么輕易受騙。為此,林奇特別提出了互聯網信息傳播中的回音室效應(echoing chamber)?;匾羰倚傅氖且鈿庀嗤墩呔墼谝黄?,同聲相求,相互反饋,不斷互激,因此使人尤其容易放松警覺,輕易盲從。與回音室效應同時發生的是“信息流瀑”(information cascade)。信息流瀑指的是個人處在一群人當中,有意或無意地接受別人的影響。不管自己有沒有想法,都跟著別人學樣。所學之樣可以是直接模仿,也可以是憑猜測來推斷別人的意思。

         

        這兩種效應都能使不同的意見越來越分化、激烈和極端。同聲相求必然造成“比嗓門”的效果,在一個大家都在嚷嚷的屋子里,人們聽到的是那個嗓門最高的聲音。為了讓自己的聲音被別人聽到,所有的人都會把嗓門越拉越高。在情緒聯網的時代,同一種觀點或情感也一樣會因為“比嗓門”而變得越來越激烈和極端。群體社會里一直就存在著非理性的“比嗓門”的現象,例如,“斗爭會”上比誰最苦大仇深,于是,階級覺悟最高的人強安在“敵對分子”頭上的罪名就變得越來越離譜。

         

        情緒聯網大大加劇了斗爭和爭吵時“比嗓門”的激烈程度,便捷、快速的網絡社交更是大大加劇了它的沖擊范圍和強度。對回音室效應,傳媒研究者之間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它有害,另一種則認為它未必有害,甚至還有好處。林奇所持的基本上是第一種觀點。他在書中多次提到美國著名法學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也是持這種觀點。桑斯坦在《網絡共和國》(Republic)一書中指出,人們在做選擇的時候,趨向于選擇他們覺得熟悉、舒心的事物或信息,并強化與之有關的信念。這種“同質性”趨勢是有害的。他舉例道:“如果你選擇最受白種人歡迎的10 個電視臺節目,然后再選擇10 個最受非裔美國人歡迎的節目,你會發現這些節目之間幾乎沒有重疊之處。實際上,最受非裔美國人歡迎的節目中,排名靠前的7 個在白種人那里卻是最不受歡迎的。”桑斯坦認為,大眾傳媒的回音室效應會損害多元社會中的民主,因為在民主社會里,公民們應該心智開明、尊重事實、理性思考,認真探索不同的視角。因此,他們必須克服“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傾,在回音室之外與不同觀點者交流。

         

        第二種看法認為,回音室未必不利于說理討論,相反,回音室還可能為說理討論提供“適度多樣性”的必要范圍。美國經濟學家馬修·根茨科(Matthew Gentzkow)和格塞·夏皮羅(Jesse Shapiro)在研究中發現,那些極端保守主義網站,如rushlimbaugh.com和glennbeck.com的訪問者比一般上網者更有可能訪問《紐約時報》的網站(偏自由主義)。那些極端自由主義網站,如thinkprogress.org 和moveon.org 的訪問者則比一般上網者更有可能訪問??怂剐侣劊ㄆJ兀?。也就是說,那些觀點堅定者會比一般人更有可能訪問持對立意見的網站。對這樣的網站訪客,雖然“道不同”,但就了解對方的“道”而言,“不相為謀”的情況并沒有發生。

         

        不同觀點的“道”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道”,那就是民主社會的自由言論規范和交往規則。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的言論雖然觀點不同,但都受憲法的保護。觀點不同的網站是平等的,也是共存的,誰也不能消滅誰,誰也不想消滅誰。這是一個不能偏離的原則。有了這個,立場和觀點的“同一”所起的不過是設置討論外圍邊界的作用。奉行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的網站形成了某種言論邊界(因而也形成了一個回音室),只要觀點相似的人們在這些言論邊界之內能夠以自由、理性的方式進行或推進其討論的話題,那么,這個回音室也可以起到有效的和必要的言語情境作用,讓他們在彼此有信任和誠意的基礎上減少芥蒂,討論他們之間的分歧。

         

        多元的民主社會需要避免用暴力去處理不同觀點和立場的對立。這就要求持不同觀點和立場的人們遵守共同的認知規則。因此,林奇強調,“公共空間需要有公共規則。如果我們要共同生活并且共享資源,那么就需要人人遵守道德規則,講求理性。我們在分享信息時同樣如此。要想取得效果,就需要人人遵守認知規則,做到理性反思——愿意以大多數人接受的規則展示和征詢理由”。這種理性類似于阿克頓勛爵(Lord Acton)對歷史學家提出的要求:保持一種基督徒和異教徒皆能認可的公正,提供一個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皆可理解的路德,以輝格黨和托利黨都能接受的語言去描述華盛頓,用法國和德國愛國者都能接受的標準去評判拿破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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